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副市长许仲梓谈《规划纲要》
      2009年,是中国教育的思考年。

  2009年年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发展路径的大讨论。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听课,明确指出了教育工作的“两个不适应”: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10月31日,随着一代大师钱学森的离世而去,“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世人更多的思考。

  面对这些质询,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副市长许仲梓感到压力重重:“我所从事的工作,让我最清楚不过,经济发展需要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国家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迫使我们的教育站到了一个改革的转折点上。”

  最近两年,南京先后被评为“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和“最具软实力”城市。“幸福感从哪里来?什么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首要的是教育。一流的教育,带给人美好积极的人生;一流的教育,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这个城市才有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经验,许仲梓对教育工作的“两个不适应”和“钱学森之问”才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这些年来,教育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隔离,到相互交融,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是存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许仲梓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城镇化建设,都需要教育作出回应。而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却还没有做好准备。

  许仲梓表示,一直以来,高校把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这两个职能当作工作重点,而忽视了本应该大力提倡的服务社会职能。但让他颇感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刚刚向社会公布的《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并列出了产学研用结合、科普、文化传播、智囊团等服务路径。

  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许仲梓认为,“钱学森之问”准确地点出了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培养模式的单一阻断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行政化的大学管理模式限制了学术的自由。“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聪明和勤奋,但我们却总是望着诺贝尔奖叹息,原因正在于此。”许仲梓说。

  素质教育提出已经多年,但学生的素质有多大提升呢?“四五年前,是我最抬不起头的时候,全国媒体热炒南京的高考,质疑南京的素质教育。但我们还是把素质教育坚持了下来,现在成果斐然。”谈到这些,许仲梓如数家珍,“我们的中学生交响乐团经常出国访问,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我们一年一度的南京中学龙舟赛,也是影响很大。这就是学校的水平,这就是学生的素质。”

  看到《规划纲要》文本,许仲梓感到很欣喜,《规划纲要》文本中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拔尖创新人才涌现提供土壤,并逐步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对于大学,《规划纲要》文本则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实行教授治学。“从《规划纲要》文本中我可以感觉到,我国全面、快速、毫不犹豫推行素质教育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许仲梓说。

  2010年,是中国教育的改革年。许仲梓相信,随着《规划纲要》内容的逐条落实,随着束缚发展和创新因素的逐步去除,我国教育一定能很快走到世界前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高素质、创新型拔尖人才一定会很快脱颖而出,“钱学森之问”得到满意回答指日可待。